改宋为楚，东京朝堂上的那些文官们还不是转眼就做了‘楚’臣？嘿，还是金国立的儿皇帝呢，又有几个文臣誓死不从、拒不为职的？这些个文臣，也就嘴皮子厉害，话讲得漂亮，一动真格的，骨头就软了。”

    陈克礼的话虽然辛辣，却也是事实。正因大宋朝的士大夫有这样的耻辱前科，在宋室南渡后，在朝的士大夫和在野的儒士文人都大力宣讲忠义气节，提倡“武死忠，文死节”，所以到了南宋末年，才有那么多的士大夫文官自杀守节，誓死不降蒙人。其中就有朱熹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即是针对“知经识理之君子”，要求士大夫和文人宁死不可失了君子之气节，却在明清时代成了专门束缚女子的礼教利器，谬解何其大也！

    在南北两廷立朝后，两边的士大夫和文士也都大力提倡文臣守节、武臣守忠，但两边的舆论隐隐有一种引导趋势——尤其报纸出现后这种引导趋势更强了——即国在君上：当君王代表社稷时，忠国即忠君，当君王不能代表社稷时，以忠国为先。这种舆论的产生得力于南北两廷都不遗余力地抨击赵佶的祸国之罪，将赵佶完全打造成赵宋江山残破的罪魁祸首——在卫希颜那个时空中，赵构是将这个罪名安在王安石头上，是王安石变法造成国家虚弱，将皇帝的过错推给臣下背黑锅，以维护赵宋皇帝在臣民中的威严，而程学也正是因为赵构不遗余力地打击王安石的新学而扶持起来。但在这个时空中，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同，新学依然是南北两廷的第一显学，王安石也依然是配享孔庙和神宗庙的大宋贤臣，而赵佶的形象黑得一塌糊涂，没被文臣定个“僖宗”的庙号就已经是看顾皇室颜面了。

    当然，陈克礼没有想得这么深，他只是从靖康以来目睹的那些情状，来推测北廷文官和武将的反应，从而预断雷动的“改朝换代”不会遇到太大阻力，更何况，雷动不是张邦昌之流，柴周也不是伪楚。

    陈克礼见儿子还是有些懵懂，恨铁不成钢地拍了他脑袋一记，提纲挈领一句，“只要兵权稳固，北面就乱不起来。”复朝只是一面旗帜，拥有实力才是关键。

    所以说，太祖定下重文抑武的国策的确英明，只是，防得了内患，防不了异族，如何平衡，却是个高深的问题了。

    陈克礼撇去这个高深问题，继续教导儿子，“昔年太祖掌握周朝兵权，大部分武将都拥护太祖，所以顺利地以宋代周。如今，雷动在北廷军中的威望远非天子可及，大部分统将都服膺他，而文臣又有了顺服新主的名义，至于小民百姓，吃饭穿衣生娃最大，只要能让他们安稳过日子，管谁当皇帝呢，宋民、周民都一样。”

    陈昱季“哦”一声明白了，“老爹是说，因为北面不会乱，即使我朝出兵讨所谓的逆，也不会占到便宜？”

    陈克礼扔了他个“你总算没有笨到家”的眼神，真是的，他调.教个儿子容易吗。哎，养儿不如养女啊。他想起正在广西武安军当差的爱女陈如瑛，那举一反三的聪明劲儿……她的哥哥怎么就没学到一点呢？这小子，也就御卫营当个都虞候的料，陈克礼又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儿子一眼。

    “老爹，你眼睛抽筋啦？”陈昱季嘿嘿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