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如丁起、宋藻、谢有摧、沈元、陆宸等人，都曾动过江山易姓的念头，但他们的委婉进言都被名可秀明确表态，她不会做皇帝，否则就是亲自践踏了“以天下为公”的弘道信仰。

    座中其他成员不知这个情由，闻听她这番话都震了一下，有人失望，却也有半数人暗中松了口气——虽然名可秀比赵氏皇室任何人都更有德行和能力成为英明的帝王，但谋朝篡位终究是“篡”，不合他们遵守的道德理念，若非万不得已，他们并不愿意跨越这个道德藩篱。

    名可秀说出这段话，便等于否决了“篡位改姓”的可能，让所有因期待而浮动或因疑虑而起伏的心思都定了下来。卫希颜能敏锐地感觉到，阁内的气场更凝聚了。

    “若撇开臣权不论，制约君权可有其他之道？”名可秀接下来又问。

    她跟着自答说：“苏文定公（苏辙）言，治世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但天之权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助天为治。然人君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犹惧其不能明，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又有史官之权，与天、君之权均。此即以天命和史官之权制约君权。

    “一论天命。吕申公（吕公著）为相时，上书真宗道：‘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懿，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常道‘天于人君有告诫之道焉，示之以像’，谓之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异像，皆为上天对皇帝不端之行的警示，便是借助天命压皇权。神宗时，旧党以天灾攻击新党变法，王荆公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退居洛阳的富郑公（富弼）立即上书千言，以天命论驳斥王荆公之言。然则富郑公真信天命焉？非也！其叹言：‘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盖因宣扬天命论，让皇帝畏天，才能制约君权。

    “二论史官之权。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笑，此为人君之惧。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农商皆敝，苏文忠公（苏轼）上书谏言：‘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哲宗遂罢此税。

    “但是，天命终究飘渺，难于取信人君，而敢于直书的史官亦为少数，纵可胁迫皇帝从谏、弃恶、扬善一时，也无法使其奉为圭臬而时刻自律。若遇私心之臣秉政，媚上迎合便成主流，少数清流的谏言焉能制约人君？——寄望天命和史官之权，等于寄望人君自律，不足以为依赖！”

    名可秀道：“若天命、史官不足为恃，本朝还有体制可言。祖宗之法，立下朝省集议和封驳之制，即为文臣抑制人君乱政之用。但政体可立，也可架空。盖因臣权依附君权。人臣为保权位，选择阿附君主，则政出中书、给舍封驳、台谏弹奏的政体便会形同虚设，概以人君旨意而奉行。”

    名可秀说到这里停了一停，赵鼎便拱手插言道：“士大夫当正心、诚意、修身，以天下为己任，去私欲而为政，则无可惧者，惟道理而行。”

    名可秀扬了下眉，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