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为首，估计殖民主义她都弄出来了。

    但是，走后世西方扩张的路对大宋中国就真的好吗？除了打造一个如美国那位的霸权主义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卫希颜觉得她应该摒弃来自后世的那些利益主义的观念想法，好好做一个学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许比起后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卫希颜这匹物欲野马的辔头。

    ☆、稷下盛会（五）

    “治国,当以道为首。”

    “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名可秀阐论道，“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若不外覆，必自颓也。”

    她引用孟子的话说，只有心怀仁道的人才应该处在治国治政的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这会使他把追利从恶之欲传播给众人。于是，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国家不讲道义，官员不讲求诚信，君子冒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的，只是侥幸罢了，若不被外邦倾覆，就必定自我倾颓。

    名可秀道：“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

    天下有道时，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无道时，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势力弱的受势力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符合天理。

    后一种，便正是卫希颜所提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欲社会的天理。所以，现代社会一切向钱看，钱多就是力量，有钱人就有势力，有道德而无钱的遭人耻笑，见义勇为、不为利益的被人嗤为傻冒……这种事情卫希颜真是见的太多了。

    名可秀论道：“必以形而上之道，统刑而下之器，才可以仁道之天理，降物欲之天理。”

    故而，治理国家必须是以道义为首，来行使权力、制度、法律等，这样才能建成以道德良知为自律的社会，而不是成为以权钱物欲为衡量准则的社会。

    所以，以“形而下为器”的西方及现代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生物本能”的政治。衡量其政治成功与否在于物质利益的占有，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占有。而其政治形式又有两种：其一，如美国这种向外拓展又内里宽松的则成为民主政治；其二，如一战后的德国这种向外受挫而国内资源紧张的则会成为专/制政治。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讲的都是“国与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与森林里的动物一样，为了食物和资源自相残杀，最后把地球玩坏了大家就一起玩玩——除非走向太空，占据新的资源星球。

    名可秀道：“王道，徳礼也。霸道，政刑也。以徳礼为道，则民有耻且格，道德自觉。以政刑为道，则万民惧罚而慎行，无廉耻自格。”

    卫希颜心说，后世傍大款、小三盛行，不就是因为笑贫不笑娼？没有这方面的道德廉耻心，法律也约束不了。现代中国的经济文明远远高于古代，法律也远远比古代完备，但现代社会的犯罪率却远远高于古代。比起法律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道德自觉的力量要比法律强得多——当然道德养成也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