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说不定,而是一定!”我激动地说,“因为钉子下方的墙上有一处擦蹭状血迹。”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下这一处孤立的、却没有被原勘查人员重视的血迹。
“现场有翻动的痕迹,凶手在离开之前翻动了现场,所以这一处擦蹭状血迹并没有引起勘查人员的注意。”林涛说,“虽然现场很多翻动部位有擦蹭血迹,但是没有一处有指纹纹线,都没有比对价值。”
“但是可以证明凶手杀人是为了钱,”我说,“而且这一处擦蹭血更有价值。首先,这个地方不可能藏钱;第二,这里离大门还比较远。凶手为什么要在这里擦一下?”
“为了拿挂在钉子上的衣服。”林涛说。
我笑着点点头:“所以,你发现的这块撕裂的小布片,非常有价值。”
我接过布片,用手摩擦着。因为我戴的是橡胶手套,触感比纱布手套更敏锐,很快,我就得出了结论:“这是雨衣。”
“对,当天下雨,”大宝说,“凶手来的时候穿了件红色的雨衣!”
在我们的要求下,专案组提前召开专案会议。这种不按规定召开的专案会议,通常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调整侦查部署。
当我宣布完我们的发现,确定凶手在杀郑巧慧的那天夜晚穿的是红色雨衣时,会议室里发出了一阵嘘声。
“我们都正在努力做调查,”一个侦查员说,“把我们叫回来说的就是这个?有用吗?下雨天,有多少人穿红色雨衣知道吗?我们英城城区就有将近两百万人口,难道要一件一件地找红雨衣?这不是拿我们侦查部门开涮吗?”
面对侦查员的奚落,我沉yin了一下,说:“大家请看这张图片。现场发现了多枚这种形态的鞋印。虽然发现的时候死者已经死亡一周,但这些鞋印留下的足迹是已经干涸了的、淡黄色的泥土。”
我见侦查员们依旧不服气地昂着头,点燃了一根烟,接着说道:“这样的足迹形态,说明凶手在进入现场的时候鞋子上沾满了稀泥,所谓稀泥,是指泥巴和水的混合物。”
“下雨天,这很正常。”侦查员说。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说,“下雨天,一般都是什么人群穿雨衣?”
“骑自行车、骑电动车、骑摩托车,”侦查员说,“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如果是骑车到现场,”我说,“鞋子上会有这么多稀泥吗?”
“你是说,”丁支队眼前一亮,“你是说凶手是走去现场的?”
“是的。”林涛说,“初次勘查的时候,在现场东边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处修路的泥坑里发现了和现场形态相似的足迹。虽然没有认定条件,但是从形态上看还是非常相似的。当时你们只考虑了凶手是从东边走到现场的,但是没有发现雨衣的线索。”
“两者结合起来看,”我点点头,说,“凶手是穿着雨衣走去现场的。这样的人不多吧?”
“不多。”侦查员恍然大悟。
“如果从现场周围的监控寻找徒步穿着雨衣的人,我相信不会找到很多。”我转头问祁法医,“郑巧慧的死亡时间定下来没有?”
祁法医说:“当时我们根据尸体身上的蛆的生长程度,判断郑巧慧死于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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