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2020年1月13日

    婆婆最近心情看上去不错，尽管她知道债务的事，也分担着来自家庭大部分

    的劳动负担。

    但人总得从生活中自己寻找那些正能量的事，来调剂自己的心态，哪怕再微

    不足道。

    一个乐观的人，才能勇挑重担，尤其是女人。

    李秀玲的婆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她出身农村，三十年前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李秀玲未曾谋面的公公——一个

    老实巴交的工人，城市户口。

    那个年代，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城里人有粮本，每月的

    工资里有钱还有粮票，偶尔也有布票或者其它什么票。

    粗粮和细粮都规定好了供应量，其它生活用品也能得到保障。

    虽然不多，但那是实打实着的国家发放。

    而农村人，就是靠天吃饭，无数人一辈子守着的，只有旱涝凭天的土地，还

    是有限的面积，还得交公粮。

    中国人，尤其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对没有粮食简直就是恐惧到了骨

    子里。

    这种恐惧影响了至少两代人，对于粮食的态度。

    更不要说城市里有楼房，有自来水，有抽水马桶和各种让农村人羡慕并弄不

    懂用途的公共设施。

    环境的差异使得人的素质也截然不同。

    尽管十年浩劫摧毁了城市一代人的素质和文明，但大环境在那摆着呢，而且

    底子也没烂彻底。

    改革开放初期，涌入城市的农民工闹了很多无知的笑话，根本原因正是因此。

    因此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还是以闺女能嫁给

    城里人为最大的吹嘘资本。

    当然，直到现在，也少有城市人嫁去农村的例子。

    那些拆迁户娶媳妇自然不在此列，他们的户口也是城市的了。

    因此城里生活的优越性，是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的。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就是幸福。

    李秀玲的婆婆当年就是幸福的一份子。

    然而好事多磨，婚是结了，户口却落不上。

    本来按照国家规定，她嫁过来，就应该落入城市户口，但到了派出所、街道

    以及别的什么需要盖章的单位，就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通常来说，「找人」

    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

    直到今天，在东北地区想办任何正规的，或是亟待解决的事，绝大多数人的

    反应也是「不行就找找人吧」。

    找的人，自然是有实权的，或者能帮忙说得上话的人。

    你在办公室里和这些人说什么，他们总是一副根本听不进去的神情。

    而当你「找了人」，往往解决问题的，也就是他们的一两句话而已。

    做手术要找人，经商要找人，孩子安排工作要找人，落户口也是。

    当然，人不能白找，凭什么别人都办不了，心里都没底，就你能？就你心里

    有底？送礼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九十年代之前大多是紧俏物资，或者高档礼品，九十年代后，就逐渐变成了

    金银物品，或者干脆就是钞票。

    人情关系，像一张扭曲的网，牢牢的缚住了这块土地的发展速度，以及普通

    大众的思维方式。

    以至于在这里，照章办事会被别人看作傻子，「找人」

    反而成了办一切事的必要途径。

    民众间互相吹嘘攀比的，往往就是谁家有个什么亲戚有实权，谁认识的某个

    大人物很「好使」。

    「好使」，本来是用于对某件工具或者物品的赞誉，却在这里用于人的身上。

    当然，那些被称赞「好使」

    的人，恐怕也从没有思考过，自己是如何和一件工具划上等号的。

    他们也没时间思考这些，都在忙着收钱，办事，以及想尽办法如何从自己能

    伸得上手的角度搜刮一点好处出来。

    因此，经过长期、大量的接触，其他地区的人总结出来一句至今仍然非常适

    用的话，投资不过山海关。

    这就是事实，无论官面上吹的怎么天花乱坠。

    李秀玲婆婆的户口问题，最后就卡在了「找人」

    这个问题上，因为没人可找。

    李秀玲的公公也就是个普通工人，认识的最大领导是厂长，还是他认识人家

    ，人家不认识他。

    她婆婆更不用说，贫农。

    因此最终她也没能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城里人，倒是她家所在的村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