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之一，并被选为党议员。党首是名可秀，卫希颜为资政理事，丁起、赵鼎、宋藻、郑彀四人为执事，他们六人共同组成党内常议会，即理事会，处置党内常务。

    五月初六，名可秀召开大公党第一次理事会，选举并任命理事会下诸职务。

    至此，史上第一个政党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了。

    大公党的成立对于“名党”的影响是深刻的——

    最大的影响来自于权力的分配方式。以前的“名党”，权力集中于名可秀一人，名可秀是的“君”，他们是“臣”，名可秀是主，他们是从——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名可秀的给予，权力的分配是上对下。成立政党后，权力则于集中于名可秀一人分散到理事会和理事会下诸职，而最高的决策权是在党议会。虽然因为名可秀无与lun比的威望，她的意志仍然是大公党的意志，但是，权力的分配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上对下，而是平行的——大公党党员拥有的“议”和“决”的权力，来自于党章的规定，而不是名可秀的给予。

    “……这个重要的变化用一句话概论，即党内人人平等之思想。党章之下，同党者同志，同志者同行，区别只在于职位的高低，权力的多少，而不是主与从。这是一种权力地位上的平等。初始，这种平等思想只是一种不明确的意识，但当它从萌芽到渐渐明确，并最终成为党员成员的信仰时，便随着党员的政治活动而影响到整个国家权力阶层，这就必然而然地推动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思想嬗变，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与士大夫共有天下”……。这种思想嬗变是对国家权力的‘共有’要求，它从权力形式上要求改变权力来自君主赐予的这种‘不平等’，于是，国家立宪产生了。”

    ——摘自，著者文天祥（大公党第十二任司宣，帝国内阁文化及教育大臣），华夏纪年3998年、宋历340年7月出版。

    这一年，是建炎十三年。

    大公党的成立对于此时的大宋帝国而言是默默无闻的，尽管它在后世被史书称为“国家立宪的奠基”，但是，这一年对于大宋臣民来说，唯一不寻常的是皇帝的驾崩和新君的继立。

    这一年九月十七，在经过两府全方面的考察后，皇长子赵瑗被立为储君。

    按储君易名之制，由皇太后代大行皇帝赐名为昚（射n）。

    九月十八，新帝登基。

    次年，改元大宪。

    曰“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宪为喜乐之意；谥法曰“宪”为“圣善周达、创制垂法、表正万邦、仪范永昭”——新的年号表征了这些美好的意义。

    但在大公党内部，这个年号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在后世的史书中，赵昚被称为“元宪皇帝”，相比雄心勃勃的“中兴皇帝”赵构，赵昚留名于青史的却恰恰是他的“无为”。而在历史功绩上，这位“无为”的元宪皇帝，也比称为中兴之主的高宗皇帝有着更高的地位，最重要的功绩即在于“宪”。

    大宪年号持续了六十二年，这六十二年，史称“大宪盛治”。

    那是一个真正的盛世。

    那不仅仅是一个帝国的盛世，更是一个文明的盛世。

    而大宪盛世的意义，远远不止如此。

    或许可以用大宪五十年，在帝国第一届国家议会上，首任议长名可秀的致词以概言——